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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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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科研进展

时间:  2014-12-22 08:28  点击:   次
    成果1:完善冰冻圈科学体系构架,增强了我国冰冻圈研究在国际上的显示度和地位
    (1)进一步改进和优化中国冰冻圈观测网络,领衔“全球冰冻圈观测计划(gcw)”中的“亚洲冰冻圈网络计划”(asia cryonet),具有重要国际影响
    冰冻圈变化和相关过程的现场监测是冰冻圈研究的基础。在已有监测站点的基础上,近几年又增加了几个重要地区的监测站点,如天山托木尔、博格达、哈密等地区;阿尔泰喀纳斯和富蕴等地区;祁连山中部和东部地区;唐古拉山,等等,使中国西部冰冻圈主要区域都有定位半定位监测的体系。此外,在东北地区黑龙江和内蒙古也设立了监测站点。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覆盖整个中国冰冻圈主要作用区的监测网络体系(图 1、2)。同时,对所有站点的监测内容和方法以及数据整编进行了统一规划和部署,以冰冻圈科学体系为出发点,强调多要素综合监测,为圈层相互作用研究提供基础支持。例如,在冰川观测站点,在以冰川为主的前提下,尽可能开展大气、水文、积雪、冻土和生态内容监测;在冻土区,着重冻土与大气、积雪、水文、生态等的相互作用监测。这种完整系统的冰冻圈监测网络在国际上首屈一指,被世界气象组织(wmo)作为“全球冰冻圈观测计划”(global cryospheric watch—gcw)的范本,作为基准在全球推荐,并领衔亚洲冰冻圈监测网络。
2013 年 3 月和 12 月,wmo 在中国分别召开非正式会议和第一次亚洲冰冻圈监测网络讨论会,以中国冰冻圈监测网络为基础讨论拓展亚洲冰冻圈监测(asia-cryonet)。在这两次会议上,本项目成员分别报告了中国冰冻圈监测网络建设和主要台站的监测工作,确立了中国在 asia-cryonet 乃至整个 gcw 计划中的引领地位。

    (2)从理论上进一步完善冰冻圈科学体系,推进冰冻圈科学的发展
    国际科联(icsu)下属的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联合会(iugg)虽然在 2007 年成立了国际冰冻圈科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ryospheric sciences-iacs),但迄今为止,不仅冰冻圈科学的理论体系尚未建立,除中国之外也没有一个以冰冻圈科学命名开展冰冻圈各要素综合研究的实体。关于冰冻圈研究,还是以冰冻圈各主要要素独立研究为主,或者以某些科学问题为主设立研究机构,如冰川研究、冻土研究、海冰研究、冰芯研究,等等。即使以极地为对象的研究机构,对冰冻圈的研究也还是只侧重某些方面。本项目在冰冻圈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科发展框架下,在编辑出版了《英汉冰冻圈科学词汇》(2012 年),又编写《冰冻圈科学辞典》,目前已经定稿交付出版,还启动了《冰冻圈科学概论》专著的撰写,已完成初稿。这一系列工作,在世界上都是首次,对冰冻圈科学理论体系基础的奠定至关重要。特别是《冰冻圈科学概论》从冰冻圈和冰冻圈科学概念、发展历程和趋势、冰冻圈各要素综合研究的必要性、通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使冰冻圈科学研究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服务、冰冻圈科学重大科学问题等方面给予阐述,对冰冻圈科学体系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3)科学价值和影响
    以本项目成员为核心建立的我国冰冻圈监测网络和冰冻圈科学体系概念对提升我国冰冻圈研究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也扩大了国际影响:通过覆盖我国冰冻圈主要地区的监测网络,获得了大量开展冰冻圈各主要要素和区域气候、水文水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综合研究的基础数据,为深入研究冰冻圈变化机理和冰冻圈变化的水文生态效应等关键科学问题和解决国家需求提供了重要支撑,目前冰川动力学模拟与冰川变化预估、冻土水热过程和陆面参数化、冰冻圈水文生态效应模拟都在良好进展中。
    我国冰冻圈监测网络和冰冻圈科学体系建设的国际影响不断扩大,项目组主要成员在 feature earth、wmo-gcw 等国际新的科学计划和 ipcc、iacs 等国际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例如,秦大河在为 feature earth 科学委员会成员和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ipcc 主席团成员和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效存德为 gcw 专家委员会成员和 iacs 副主席以及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海平面(第 13 章)编审(review editor),任贾文为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冰冻圈(第四章)主要作者(lead author)。

图1 中国西部冰冻圈监测网络中“超级站”(冰冻圈综合站)位置示意图

图2 中国冰冻圈主要要素冰川(a)、冻土(b)和积雪(d)监测站点以及水文观测站(c)位置示意图
 
    成果2:冰川加速退缩及其机理研究
    (1)以大量观测事实确认了冰川正在快速退缩和物质亏损不断加大的趋势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认为,全球山地冰川近几十年处于普遍退缩状态。我国冰川编目、区域考察和定位监测结果也近表明,1980 年代以来大部分处于退缩状态。近几年更多的定位监测结果进一步确认,自 1990 年代以来,冰川退缩不断加剧,其根本原因在于物质亏损不断增大。例如,我国监测时间序列最长的乌鲁木齐河源 1 号冰川物质亏损持续增大,2010 年出现近几十年最大冰川负物质平衡(图 3);属于海洋型冰川的云南玉龙雪山白水河 1 号冰川 2013 年物质亏损最为严重;祁连山老虎沟 12 号冰川 2011 年物质负平衡值最大。对乌鲁木齐河源 1 号冰川,还按相邻两期冰川地形图时间间隔,着重分析了 1981 年以来 5 个时间段(1981-1986,1986-1994,1994-2001,2001-2006 和 2006-2009)冰川物质平衡的变化,结果表明,1997 年以来物质平衡持续为负,2001 年以来负物质平衡不断增大的态势更为明显,利用地形图对比得出的各时段物质变化量与实测物质平衡累积误差均在 10%以内。
 
图3 乌鲁木齐河源1号冰川年物质平衡和累积物质平衡变化
    (2)揭示了冰川加速消融的主要机理,特别是吸光性物质降低反照率及其正反馈效应非常突出
    冰川消融增强引起物质平衡负值增大,从而导致冰川加速退缩。因此,明晰冰川消融增强的机理是建立冰川变化预估模型的关键之一。多年的研究已经明确,气温持续升高不仅直接使消融量增加,同时提高冰体温度而减少冰川冷储,使冰川对气温升高的敏感度增加,间接导致消融增强。另一方面,冰川表面反照率减小也非常重要。反照率减小的原因也有两方面,一是消融区面积扩大导致整条冰川反照率减小,一是冰川表面杂质或称吸光性物质增加与消融增加的正反馈机制。气温升高的效应和冰川消融区面积扩大相对较易定量表述,但冰川表面吸光性物质与消融之间的正反馈比较复杂。
    本项目执行中,专门就该科学问题展开研究,对吸光性物质主要物质类型粉尘微粒、黑碳和冰尘(cryoconite)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微粒研究通过进一步增加采样点范围和 sr-nd-pb 同位素示踪及 pb 同位素分析,不仅明确了中国西部冰川区微粒浓度空间分布,还定量评估了物质来源及其路径。黑碳研究在基本明确主要冰川区黑碳浓度的基础上,在重点研究站点上进行了黑碳和粉尘浓度对冰川反照率影响的观测实验研究。如在念青唐古拉山扎当冰川上的研究表明,2012 年夏季,黑碳对冰川产生的辐射强迫为 4.4~6.3wm-2,粉尘为 1.1~8.6wm-2。冰川表面为裸冰并覆盖有深色污化物时,粉尘对降低冰川反照率的贡献大于黑碳;当表面为老雪覆盖时,粉尘和黑碳的贡献大致相当;在新雪覆盖情景下,黑碳的贡献大于粉尘(图 4)。对冰尘的物质组成、变化以及对冰川反照率影响专门在乌鲁木齐河源1号冰川、哈密榆树沟冰川上进行了冰尘的特征、冰尘中蓝藻的种类、冰尘中无机矿物颗粒的粒度特征以及冰尘与反照率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冰尘中存在大量的有机物质和微生物,无机矿物颗粒只占了很小的比例,影响冰川消融区表面反照率的主要因素为冰尘中的有机部分,包括有机物质和微生物,冰尘数量与冰川表面反照率具有很好的相关性(图5)。
 
图 4 黑碳与粉尘在不同情境下对扎当冰川的辐射强迫与反照率降低贡献率,s-i 为附加冰带;s-ii 为老雪覆盖区;s-iii 为新降雪覆盖区
 
图 5 乌鲁木齐河源 1 号冰川冰尘数量与反照率的相关性
    (3)创新性和科学价值
    本项成果从辨析冰川加速消融的机理出发,对物质平衡变化、冰川反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研究,特别是对粉尘和黑碳的研究不仅仅是针对其物质来源和分布,而是围绕他们对不同类型冰雪表面反照率影响程度进行观测实验,定量地揭示了粉尘和黑碳对反照率降低的贡献率;对冰尘研究则从其物质组成和变化、物质结构特征和物理性质方面,揭示了冰尘对反照率影响的内在机制,为国内这方面研究的重要开端。这些研究结果为定量描述气候变化背景下冰川反照率的变化及其对冰川消融的影响,改进冰川消融和物质平衡模式,进一步模拟预估冰川变化、特别是准确评估冰川以及积雪消融的水文效应具有重要的支撑价值。
 

    成果3:中国西部冰冻圈变化的水文效应
    (1)建立了流域尺度冰川径流计算平台,重建了我国西部主要流域1960年以来冰川径流量序列,冰川径流量呈增加趋势
    使用改进的月尺度度日因子模型,以典型冰川观测资料进行参数率定,并以第二次冰川编目结果为验证,建立了我国冰川径流和物质平衡计算平台,重建了我国西部主要流域过去几十年冰川物质平衡和冰川径流时间序列。结果表明,1960-2006 年间中国西部年平均冰川融水量为 629.56×108m3(内流水系 39.9%,外流水系 60.1%),冰川融水补给比重达 12.2%,融水径流总量约为全国河川径流量的 2.3%;径流量呈增加趋势(图 6),2000 年之后是冰川融水径流量最大的时期,平均达 794.67×108m3(高出多年平均 26.2%),这和区域上气温的升高趋势一致;在空间上,冰川径流主要受到降水和冰川面积的影响,即由青藏高原外围向高原内部随着干旱度的增强与冰川面积的增大而递增。
 
图6 中国西部冰川融水径流变化趋势
    (2)选择典型流域预估了未来至 2050 年冰川径流变化,冰川规模较大的流域,未来 40 年冰川径流仍将持续增加,但冰川规模较小流域,冰川径流持续减少
    利用已经建立的冰川径流估算平台,结合流域冰川面积 - 体积关系,选取不同冰川规模的典型流域,即较大规模的喜马拉雅地区、长江源、阿克苏河和较小规模的石羊河流域,进行了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冰川径流的模拟。以 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未来气候情景为驱动,对阿克苏河流域 (平均冰川面积 2.4km2,最大面积 393km2)、长江源区(平均冰川面积 2.0km2,最大冰川面积 53km2)、石羊河流域 (冰川 <1km2,平均面积 0.46km2)和珠峰地区绒布冰川流域的预估结果显示,冰川规模较大的流域,如长江源和阿克苏河流域,未来 40 年冰川径流仍将持续增加;冰川规模较小的石羊河流域,冰川径流持续减少,意味着其峰值可能已经出现(图 7)。这说明冰川规模是影响冰川径流的重要因子之一,但在目前的寒区水文模式往往没有考虑冰川规模的影响。
 
图7 未来50年长江源、阿克苏河和石羊河流域冰川径流预估结果
    (3)发展了综合考虑冰川、积雪和冻土因素的流域尺度分布式水文模型
    鉴于寒区流域径流变化的复杂性,首先将数个已有的水文模型应用于不同流域,进行模型的率定和评价,主要包括 hbv(hydrologiska fyrans vattenbalans model)、dhsvm (the distributed hydrology soil vegetation model)、hycymodel 和 vic (variable infiltration capacity model)模型。在此基础上初步发展了流域尺度分布式水文模型,该模型综合考虑了冰冻圈的三大要素冰川、积雪和冻土对径流的影响,并成功地将该模型应用于生产实践中,进行了融雪、冰川径流等预报工作。现阶段的水文模型由于未综合考虑寒区流域冰川和冻土的影响,以至于不能准确模拟寒区水文过程。本研究主要对 hycymodel 和 vic 模型进行了改进,进而应用到寒区流域(包含冰川、冻土和积雪)。在 vic 模型(variable infiltration capacity model)(含有冻土计算方案)的框架基础上成功耦合了冰川区的能量 - 物质平衡方案,实现其在寒区流域的水文过程模拟,例如对疏勒河流域模拟表明,改进后的模型取得比较理想的模拟结果。
    (4)创新性和科学价值
    本研究获得了我国西部冰川水资源变化的时空特征,模拟预估了典型流域冰川径流未来变化,阐明了流域内冰川规模和覆盖程度对径流变化的影响,开发了综合考虑冰川、积雪和冻土因素的流域尺度分布式水文模型,并给予初步应用验证,这在寒区流域尺度水文模拟研究方面是一大进步,对全面准确评估中国西部冰冻圈变化对水资源、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适应性对策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应用价值。
 

    成果4:多年冻土退化对高寒生态系统的影响
    (1)开展了大量的样地尺度的“空间序列替代时间序列”的野外观测试验工作,发现多年冻土退化将会导致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发生逆向演替并发生退化
    多年冻土和高寒草地分别占青藏高原总面积的 1/2 和 2/3 左右。研究气候变暖背景下多年冻土区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如何变化对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环境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缺少长期定点观测,现有大部分研究以样地尺度“空间序列替代时间序列”方法为主,即在不同多年冻土退化阶段设置样地,获取植被和土壤的各项指标进行对比。在青藏高原东北缘的疏勒河流域上游的观测表明:伴随多年冻土退化,活动层厚度增加,导致植物组成由湿生型逐渐向中旱生乃至旱生型转变,植被类型由高寒沼泽草甸演替为高寒草甸、黑土滩及高寒草原,最终成为沙化草地,群落盖度不断降低、生物量不断减少;功能群类型中高饲用价值的莎草科类植物不断减少,而禾本科、豆科及杂草类植物先增加后减少,物种多样性表现出同样的变化趋势;同时,土壤水含量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而土壤电导率基本呈现出逐渐增大的趋势,表明了土壤中盐分含量增加,土壤盐渍化加重;土壤中细菌、真菌和放线菌的数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均呈现出先急剧下降后缓慢增加的趋势。
    (2)在流域尺度使用遥感反演资料进行了“空间序列替代时间序列”的分析,发现在不同的多年冻土退化阶段以及不同的降水条件下,高寒草地对多年冻土退化有着不同的响应
    为了克服样地尺度研究样本较少的缺点,利用遥感资料反演了青藏高原东北缘祁连山疏勒河源区和大通河流域不同多年冻土区高寒草地植被,进行了流域尺度“空间序列替代时间序列”的研究(图 8)。结果表明:多年冻土的退化并不一定会导致高寒草地植被盖度的降低;在较干旱的疏勒河源区植被盖度在极稳定多年冻土区为最小,逐渐增加,到过渡型多年冻土区达最大,后逐渐减小;而在较为湿润的大通河流域,植被盖度同样在极稳定多年冻土区最小,但逐渐增加,在季节冻土区最大(图 8)。生长季节和结束时植被的生长主要受到温度的限制(植被盖度和地表温度正相关),在生长旺季,疏勒河极稳定、稳定多年冻土区植被生长受到温度限制,而过渡多年冻土区以及季节冻土区植被生长受到水分的限制(植被盖度和地表温度负相关);而在大通河流域则没有受到水分的限制。由此可见,多年冻土区植被生长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在不同多年冻土退化阶段以及不同的降水条件下有着不同的体现。
 

    (3)改进了生态系统模式,模拟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高寒草地对气候变暖以及多年冻土退化的响应,在升温条件下,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生物量减少,由弱的碳汇变为碳源,与样地尺度的结果一致,同时也存在着空间上的差异
    改进利用基于过程的tem模式中地表温度的模拟效果,进一步模拟了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碳收支对气候变暖的响应。结果表明随着气温的升高,活动层变厚,表层土壤变干,养分循环加快,生物量会变高,但土壤碳变少。进一步增温对促进植被生长的有利影响变小;但土壤呼吸增加明显;整个生态系统由目前弱的碳汇变为碳源(图9)。此研究和样地及流域尺度的研究是基本一致的。
 
图 8 疏勒河(sr)和大通河(dr)流域不同冻土类型处植被盖度(fvc)的比较(ns,* 和 ** 分别表示没有显著差异,有显著差异 (p<0.05)和有显著差异(p<0.01))
 
图 9 模拟的 1901-2012 年(a)土壤最大不冻厚度(m);(b)地下水位(m);(c)20cm 土壤水分;(d)5 米土壤水分;(e)植被碳(gc m-2);(f)净第一性生产力(gc/(m2yr));(g)土壤有机碳(gc m-2);(h)异氧呼吸(gc/(m2yr));()i 净生态系统生产力(gc/(m2yr))。c,w1,w2,w3 表示在 cru 驱动资料的基础上不做改变,增加 1°,2°和 3°。p,p2s,s 分别表示控制试验(c)1901-2012 年格点都存在多年冻土,1901 年存在多年冻土但 2012 年不存在;1901-2012 年都不存在多年冻土。
 
    (4)创新性和科学价值
    以往的研究注重于样地尺度,而本研究则包括了从样地、流域到青藏高原尺度,应用传统采样、遥感反演以及模式模拟方法。模式工作得出的结果和样地尺度的观测以及流域尺度的遥感反演得出的结论相一致,从而使得模式模拟的结果可信,为未来进一步的模拟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成果5:冰冻圈及其变化的脆弱性评价与预估和适应性研究
    (1)区域尺度冰川冻土的脆弱性评价表明,中国冰川对气候变化很脆弱,约92%的冰川作用区存在不同程度的脆弱性;中国冻土以中度脆弱为主,但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对气候变化尤为脆弱
    基于冰冻圈及其变化的脆弱性概念与建立的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借助 rs 与 gis 技术平台,采用空间主成分分析法(spatial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spca),构建了冰川、冻土脆弱性指数模型,在 1 km× 1km 尺度上对我国冰川、冻土的脆弱性现状进行了定量评价(图 10、11)。在 ipcc a1b 情景下,对 2030s 和 2050s 冰川的脆弱性进行了预估,探索了其空间情景变化(图 10)。我国冰川对气候变化很脆弱,约 92%的冰川作用区存在不同程度的脆弱性,而且强度和极强度脆弱区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41%;2030s 和 2050s 仍有约 80%的冰川作用区存在不同程度的脆弱性,但整体上冰川脆弱性呈减弱趋势,局部地区冰川仍处于强度和极强度脆弱状态。在目前状况下,冰川脆弱程度主要取决于冰川的地形暴露和冰川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在 2030s 和 2050s,除地形因素之外,降水量变化上升成为冰川脆弱程度的关键影响因素。未来冰川脆弱性不增反降,主要原因可能是冰川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减弱。中国冻土以中度脆弱为主,但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对气候变化尤为脆弱;冻土脆弱性具有显著的地域分布特点,青藏高原、西部高山、东北多年冻土区脆弱性相对较高,季节冻土区相对较低。与季节冻土相比,多年冻土对气候变化更脆弱。在当前升温幅度条件下,冻土脆弱性主要受地形环境与冻土类型影响。
 


图 10 不同时期中国冰川脆弱性水平与空间格局变化a:1961-2007;b:the 2030s; c:the 2050s
    (2)在空域与时域尺度上定量评价了玉龙雪山和喜马拉雅山地区生态 - 经济系统对冰冻圈变化的脆弱性、三江源区雪灾风险,从自然、政策、经济、社会角度剖析了风险与脆弱性空间差异的原因
    针对冰川消融对旅游业的影响、多年冻土退化对寒区生态系统的影响、积雪变化的灾害风险、以及冰冻圈变化的综合影响等,选取玉龙雪山地区、三江源区、喜马拉雅山地区为典型研究地区,在建立的冰冻圈变化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下,依据各研究区的实际情况,进一步遴选评价指标,在空域与时域尺度上定量评价了玉龙雪山和喜马拉雅山地区生态 - 经济系统对冰冻圈变化的脆弱性、三江源区雪灾风险,从自然、政策、经济、社会角度剖析了风险与脆弱性空间差异的原因。
 
图 11 中国冻土脆弱性空间分布
 
    玉龙雪山地区:1980-2008 年,玉龙雪山地区受冰冻圈变化影响的脆弱性程度呈增加趋势,但具有阶段性变化特征,1980-2000 年冰冻圈变化对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小,脆弱性程度低;2000 年以后,冰冻圈急剧退缩的影响迅速增大,脆弱性程度亦相应急剧增加(图 12)。
    三江源区:在实地调研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采用 logistic 回归方法,以 arcgis 和 spss 软件为工具,建立了基于格网尺度的三江源雪灾综合风险评估模型,并对其进行了风险评价与区划。1950-2008 年,三江源地区雪灾极高综合风险区主要集中在巴颜喀拉山南部的玉树等地,而极低综合风险区则地处西部可可西里无人区和沱沱河流域大部分区域。三江源雪灾综合风险区划图与历史实际雪灾空间分布基本吻合。
    喜马拉雅山地区:基于构建的冰冻圈变化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结合本地区冰冻圈环境的实际情况,采用层次分析法、函数模型与综合评价法等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评价了喜马拉雅山地区自然与社会经济耦合系统对冰冻圈变化的脆弱性。脆弱度:阿里地区 > 山南地区 > 林芝地区 > 日喀则地区。
 
图12 1980-2008年玉龙雪山地区受冰冻圈变化影响的脆弱性变化
    (3)以云南玉龙雪山作为典型地区开展了冰冻圈变化的适应性研究,在 1980-2008 年间,玉龙雪山地区生态-经济系统对冰冻圈变化的综合适应能力逐渐增强
    在脆弱性评价基础上,运用社会学方法,分析了玉龙雪山典型地区冰冻圈变化的适应性,并提出了适应冰冻圈变化的措施与对策建议。
    适应能力评价:运用层次分析法(ahp)与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玉龙雪山地区适应能力综合评价模型,在时间尺度上,定量评价了 1980-2008 年该地区生态-经济系统对冰冻圈变化的适应能力水平。在子系统层面,1980-2008 年,生态、经济与社会系统对冰冻圈变化的适应能力均呈上升趋势,只有水资源系统的适应能力呈下降态势,水资源总量是水资源系统的主导因素,它的减少是水资源系统适应能力降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就综合适应能力而言,1980-2008 年,玉龙雪山地区生态-经济系统对冰冻圈变化的综合适应能力逐渐增强(图 13),经济系统对综合适应能力的贡献达到 37%,居首位,其次为社会系统,占 29%。旅游业发展驱动下的生态环境保护,地区经济实力的增强,交通设施建设,居民收入增加共同助推了玉龙雪山地区综合适应能力的提升。
 
图13 1980-2008年玉龙雪山地区冰冻圈变化综合适应能力变化
    冰川旅游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战略:以玉龙雪山冰川旅游保护性开发为典型案例,分析了气候变化背景下玉龙雪山冰川景观的影响,提出冰川旅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战略措施为:1)优化冰川旅游区空间布局,强化冰川的生态保护;2)改善冰川旅游规划,制定景区环境保护规划;3)采取多方位保护措施,减缓冰川消融趋势;4)加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促进冰川旅游可持续发展;5)多向度冰川旅游产品开发,迎合冰川旅游者多样性需求;6)整合区域旅游资源,减轻冰川区旅游压力;7)重视公众环境教育,提高游客的环保意识。
    (4)创新性和科学价值
    冰冻圈变化脆弱性及其影响的适应性研究是冰冻圈科学体系的重要内容和新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通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使冰冻圈科学研究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服务,是冰冻圈科学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本研究在遴选构建的我国冰冻圈及其变化的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以冰川、冻土为研究对象,在宏观尺度上评价了其脆弱性,从自然属性方面解读了它们的脆弱程度与时空格局变化规律;进一步选择三种不同类型地区以自然和社会经济系统结合进行冰冻圈变化的风险与脆弱性评价;再进一步又选择一个地区作为案例研究冰冻圈变化的适应性,是我国冰冻圈变化适应性研究的良好开端,在国际上也有引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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